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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9月，从上海来的电影人袁牧之和吴印咸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辗转抵达延安。他们脱下西装，换上了土布做的八路军军服，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对于袁牧之和吴印咸的到来，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的直接领导下，袁牧之和吴印咸参与建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又称延安电影团。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拍摄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这天，吴印咸和摄影助手徐肖冰正在电影团驻地进行摄影机的维护工作。吴印咸小心翼翼地将主机拆开，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放在胶片盒子里，精心擦洗。
突然，轰隆一声巨响，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地炸开了。整个房间灰尘弥漫，瓦砾和砂石乱飞。吴印咸和徐肖冰二人还没来得及感受劫后余生的喜悦，断掉的房梁就朝着他们砸了下来。
徐肖冰 延安电影团成员： 一下子那个屋顶塌下来，把我们俩人都压在底下了。幸亏在陕北，住房都是热炕。屋顶塌下来的时候，把热炕一砸，我们趴在地下的时候，热炕把它给架住了。
日军飞机飞走后，吴印咸和徐肖冰连忙仔细清点配件，他们惊喜地发现，吴印咸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护在身下的器材完好无损，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
突如其来的轰炸并没有吓退电影团的成员们，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要将敌人的恶行记录下来，传播出去。
1939年初，电影团的同志们重整旗鼓，在导演袁牧之的带领下，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迈进。
一年间，电影团的成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前沿阵地，不仅拍摄了首长前线视察和部队的活动画面，还拍下了边区人民群众支援抗战、白求恩等大量珍贵素材。
1939年12月，在袁牧之的主持下，电影团召开了一次总结会。会议决定由袁牧之带着这一年拍摄的胶片先回延安进行洗印制作，由吴印咸、徐肖冰各带一组继续拍摄。
当时的延安，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人们的生活用水主要来自延河，由于挑水上山不易，经常七八个人用一盆洗脸水。而洗印胶片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大量的流动清水，来清洗胶片上的化学药剂。这令袁牧之伤透了脑筋，他将这一现实情况上报给了中央。
得知纪录片的后期制作困难之后，中共中央特地为此事做了安排。原本打算把这些胶片寄往美国或香港洗印，但是为了避免在寄送途中受损，或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没收，党中央决定安排袁牧之带着这些胶片到莫斯科进行洗印剪辑。
随着《延安与八路军》拍摄的结束，吴印咸又一次面临人生选择。他是袁牧之请来帮忙的摄影师，现在纪录片拍完了，他又该何去何从呢？
钟大丰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吴印咸当时去延安拍这个《延安与八路军》，是袁牧之作为一个老朋友提出来，他也是帮忙，就去了。去的时候也并没有做待下来的准备。
一年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让这位来自上海的摄影师看到了边区人民不一样的生活热情和革命热情，内心也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图：吴印咸回忆录
吴印咸不仅放弃了回到大城市的机会，还向组织申请停止发放他每个月120元的补贴，要求按照真正的八路军标准领取津贴。
吴印咸能留下，最高兴的莫过于电影团的同志们了。袁牧之去苏联后，由吴印咸负责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随着越来越多电影人才的加入，电影团的队伍逐渐壮大，并分设摄影队和放映队，分别负责延安的拍摄工作和电影放映工作。
在生产材料严重不足，各种设备和拍摄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电影团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为后世留下了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和八路军无数个珍贵的历史时刻，使后世有机会看到南泥湾、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真实的历史影像。
命运多舛的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在苏德战争的战乱中，不幸遗失。饱受战乱之苦的导演袁牧之也在海外滞留了五年之久，才辗转回到国内。
后来在电影工作者的努力下，将当年没有带到苏联的部分素材，进行修复洗印，最终让这些镜头与世人见面。
党的电影事业从烽火岁月中艰难起步，延安电影团的同志们用他们单薄的肩膀，扛着简陋的设备，在连绵起伏的窑洞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影像和战争年代熊熊燃烧的革命激情，创造了一段不可忘却的记忆！
来源｜CCTV国家记忆
